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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、学者傅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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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6-2 10:14:4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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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中国封建史上的明清交接之际,地处山西腹里的太原府阳曲县 (今阳曲县、尖草坪区),养育出一位性耿骨傲、多才博艺、有思想、重气节的杰出人物。他的事迹生平,鲜见于“国史”,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的县志、府志,也是数语寥寥,篇短幅少。然而,他的声誉与影响,却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,深受人民群众拥戴;他的传说与故事,不胫而走,饮誉三晋大地,大河南北,彪炳于后。他就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大家、著名学者傅山——傅青主。

    傅山,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(1607年),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。字青竹,后改青主,别号颇多,诸如公它、公之它、朱衣道人、石道人、啬庐、侨黄、侨松等等,不一而足。其先祖世居大同。六世祖傅天锡为临泉王府教授时,举家徙忻州。曾祖傅朝宣为宁化王府仪宾,于正德十五年(1520年)寓居太原阳曲。逮其祖父傅霖,登科举仕,名在二甲;为官廉正,宦名鹊起;尚义敦仁,享誉晋省;并其两位叔祖,号称“三凤”,举家占籍阳曲。

    傅山,世出书香官宦之家,家学渊源。先祖连续七八代,有治诸子或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汉书》,卓然成家者。其父傅子谟,虽终生不仕,却精于治学。傅山在父亲严格的教诲下,在家风的熏陶下,刻苦勤学,博闻强记,读书数遍,即能背诵。15岁中秀才,补博士弟子员。20岁试高等廪饩 (受国俸给的生员)。后就读于“三立书院”,受到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的教导与赏识。

   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“鲠直之臣”,提学山西时,以“立法严而用意宽”的精神宗旨,整顿三立书院学风,培养选拔人才。他极重于文章、气节的教育,对傅山影响颇深。傅山亦以学业精湛、品性淳直而得意于袁氏门下。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,因敢于直言,忠于职守,得罪权贵魏忠贤余党,被谪为山西提学佥事。崇祯九年(1636年)魏忠贤余孽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,捏造罪名,诬告袁继咸,陷袁于京师狱中,在袁继咸被“逮京勘问”时,傅山为老师鸣不平,步行陪袁赴京,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,联名上疏,为袁诉冤。在天子脚下,傅山领导众生员与山西籍在京学者,四处张贴印发揭帖,申明真相,两次当堂对簿作证,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,方使冤案大白天下,袁氏得以昭雪,官复武昌道。佞臣张孙振偷鸡失米,以害人开始,害己告终,获诬陷之罪,受到“谪戍”的严惩。

    这次斗争的胜利,震动全国,傅山见义勇为,当仁不让,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多方赞扬,名扬京师乃至全国。

    袁案得雪后,傅山返回山西。数月的京师奔波,使傅山洞晓官场黑暗、政治腐败,崇祯中兴无望,大明颓势难挽。遂无意仕途,寻城西北一所寺庙,辟为书斋,悉心博极群书,除经史子集外,甚至连佛经、道经都精心览读,拓展和掌握了丰富渊博的知识。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傅山经过数年苦读、感悟,学业大进,受聘为三立书院讲学。这时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打击下,风雨飘摇,朝不虑夕。傅山在三立书院时日不长,李自成在关中建立大顺,挥师东进,一路摧枯拉朽,官军望风而降。山西省太原府,犹如秋风中的寒蝉。傅山便在此时辞去三立书院讲学,奉侍老母离开故乡太原,辗转于平定嘉山一带。未几,大顺军、清军先后攻占北京,明亡。傅山闻讯大恸,写下了“哭国书难著,依亲命苟逃”的悲痛诗句。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,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,出家为道,道号“真山”。因身着红色道袍,遂自号“朱衣道人”,别号“石道人”。“朱衣”者,喻朱姓之衣,潜含对亡明之怀念;“石道”者,示如石之坚,意决不向清廷屈服。可见,傅山出家为道,并非出自本心,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,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。

    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之初,全国抗清之潮颇高。傅山虽对前明王朝的腐败有切肤之见,但仍渴望南明小朝廷日益强大,能够驱逐清军匡复明室。所以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,初定于顺治十一年(1654年)三月十五日在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,向北发展势力。岂知,机事不密。宋谦潜往河南武安不久,即被清军捕获,并供出了傅山。于是,傅山被捕,关押太原府监狱。羁拘期间,傅山先是一言不发,坚守机密。继而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,即便是严刑逼供,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,遭到拒绝后,遂忌恨于心,诬陷报复。关于举事之密,绝无一字交待。一年之后,清廷不得傅山口供,遂以“傅山的确(属)诬报,相应释宥”的判语,将他开释。

    傅山出狱后,反清之心不改。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(1657~1659年),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。当确感反清无望时,遂回到太原,隐居于城郊僻壤,自谓侨公,那些“黄侨”、“松侨”、“侨黄”的别号就得之于此后。寓明亡之后,自己已是无国无家之人,只是到处做客、侨居罢了,他的“太原人作太原侨”的诗句,正是这一时期痛苦心情的真实写照。康熙二年(1663年),曾经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,寻访天下英雄豪杰,慕名来太原找到傅山。两人抗清志趣相投,结为同志,自此过从甚密。有传,他们曾商定组织票号,作为反清的经济来源。此期间前后,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、孙奇逢、李因笃、屈大筠,以及王显祚、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、学者,多有交往。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反清起义的领袖人物阎尔梅,就来到太原,数次与傅山会晤,并与傅结为“岁寒之盟”。

    从清廷入关到康熙登基,清王朝日益巩固,但偏偏在康熙临帝位不久,亟待进一步加强的清政权又经历了一场风雨。康熙十一年(1672年),二臣云南王吴三桂另起炉灶,叛清、建周。当此之时,为笼络人心,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,雄才大略的康熙帝,一边加强讨伐,陈兵平叛,连挫云南吴三桂周军;一边对汉族士大夫大摇羽毛扇,实施招抚怀柔。康熙十七年(1678年)颁诏天下,令三品以上官员举荐“学行兼优,文词卓越之人”,“朕将亲试录用”。这在科举时代是对读书人最高的优待。朝官给事中李宗孔、刘沛先按诏命推荐傅山应“博学宏词科”试。哪知傅山视之如草芥,称病推辞,盖不应允。阳曲县知县戴梦熊奉命“促驾”,连吃“闭门羹”,无奈之余,强行将傅山抬上坐轿送往北京。到得天子脚下,鲠直之傅山继续称病,卧床不起,拒绝考试。当朝辅臣(宰相)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为完成“钦命”,亲往傅山下榻处,多次探望诱劝,礼遇至为隆重。决不受招的傅山靠坐床头,淡然处之,一言不发,置若罔闻。康熙帝闻讯,大开皇恩,特准傅山免试,授封“内阁中书”之职。岂知以病拒试的傅山仍不叩头谢恩。面对傅山如此举动,康熙帝并不恼怒,进而表示要“优礼处士”,诏令:“傅山文学素著,念其年迈,特授内阁中书,着地方官存问”。从诏令中可以看到,康熙不说傅山因病不试,而是“念其年迈”,乃深知其称病不试,拒绝授职,是对清廷的抗拒,但仍然不愠不怒,宽以待之。如此之举,可见一代明君心胸之阔,韬略之高。

    傅山由京返并后,省城太原诸阶官员闻讯皆前往拜望、祝贺,并以“内阁中书”称呼。对此,傅山则低头不语,闭目不应,泰然处之。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在傅家门首悬挂“凤阁蒲轮”的匾额,傅山凛然拒绝,毫不客气,令人吁然。此后之傅山,依然自称为“民”,避居乡间,同官府若冰炭,与官员形水火,表现出他“尚志高风,介然如石”的品格和气节。

    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,傅山的学问文章,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,尤其是前半生明王朝未亡时,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进步倾向。他极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时尚,而赞扬具有革新精神,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、杨慎、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学风和文风。对明末的政治腐败、官场龌龊,有着清醒的认识。明王朝灭亡,清廷入主中原后,他又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“经学”为中心的研究范畴,独辟研究“子学”的途径,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,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,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。其知识领域之广,其学术成就之大,在清初诸儒中,难寻其右者。至于傅山的诗赋则是继承了屈原、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,提出诗文应该“生于气节”的主张,强调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优劣的标准。傅山一生著述颇丰。可惜所著宏论,大多散失,仅存书名和篇名,留存于世者仅《霜红龛集》和《两汉人名韵》两部。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学者搜寻其散失,钩沉其要诣,汇集为《傅山全书》七集并补遗一集,诚一大幸事也。

    在书、画诸方面,傅山皆善学妙用,造诣颇深。其书法被时人尊为“清初第一写家”。书法界认为,傅山书出颜真卿,个中流溢着凛然正气。他所倡导的学书之论:“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宁直率毋安排”,见解独到,颇有其塑人、察人、做人之风。傅山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,所画之山水、花卉,尤其是梅、兰、竹等,均精妙,膺入“逸品”之列。《画征录》就说:“傅青主画山水,皴擦不多,丘壑磊珂,以骨胜。墨竹也有气。”他所遗世的书画,均渗透其品格的孤高和崇高的气节,流溢着爱国主义和民本思想的气息,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,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和由衷青睐。

    在医学上,傅山也有着巨大的成就。他的内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外科,科科都有很高的见地,而尤以妇科为最。其医著《傅氏女科》、《青囊秘诀》,至今流传于世,造福于人。傅山极重医德,对待病人不讲贫富,一视同仁,在相同情况下,则优先贫者。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和名声不好的官吏,则婉词谢绝。对此他解释为:“好人害好病,自有好医与好药,高爽者不能治;胡人害胡病,自有胡医和胡药,正经者不能治。”

    傅山,作为中国明末清初之际的思想家、著名学者,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知识分子,一生中处处表现出他奋勇不屈、坚韧不拔、勤学不辍、当仁不让的气概和精神。与同一时代的大家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船山,完全可同日而语。在民族危亡之时,顾炎武有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之志,傅山有“兴亡着意拼”之行;在钻研志学上,王夫之有“六经责我”开生面之论,傅山则对传统文化的百家之学“开创新风”;在破除封建,启创民主思想方面,黄宗羲先声夺人,而傅山则敢于痛斥“独夫”,提出“不事王侯”,“不事之,正平等耳”的宏论。用儒家亚圣孟轲提出的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标准去衡量傅山,傅山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    当然,任何一个历史人物,都不可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而为。由于时代的局限,由于数千年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作梗,傅山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或多或少地夹杂着浓郁的封建正统思想;傅山的民族主义还或浓或淡地印着大汉族主义的色彩。这是历史的必然,无人可以遁形于外。

    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初,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,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一代宗师傅山在此意外的打击下,悲痛异常,不久与世长辞,时年77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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